“最近生意怎样”，一段时间以来，这已成为《鄂东晚报》的记者们心照不宣的打招呼用语。所谓的“生意”和“办案”，就是记者们去一些出现问题的单位进行采访，而后被曝光单位主动找到记者或被动地叫去看稿，在交纳一定数额的“宣传费”或“征订费”才能免灾。而这一切都在报社领导明里暗里支持下进行的，有时为了震住被曝光者，报社老总会在发稿签上写下“此事件十分严重”等意见，再交给记者以出示人。（见《中国新闻周刊》第205期）
是什么促使记者们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干起敲诈的勾当，原来是报社的创收任务在作祟，报社从年初就定好了全年创收计划，从老总到普通的记者都有创收任务并与其工资挂钩。2003年，为保证完成任务，报社还集体组织了一次“以打击乱收费促使报纸创收”的特别行动，在领导的纵容下，报社全体记者出动，当年就从学校敲得人民币100万元之多，黄岗市除黄岗中学外，大一点的学校无一幸免。以监督学校乱收费为已任的记者和报社，竟以监督名义敲诈乱收费学校，最终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和被监督者成为了一丘之貉。
报社和记者走到这一地步，真是新闻界的丑闻。媒体也好，记者也罢，他们进行舆论监督、充当“大众良心代言人”，但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特权，其所行使的仅仅是公民所具有的言论自由、知情权和监督权利，其的权威来自于媒体后面依托的公众的信任，进行虚假宣传和其他违反新闻原则的事情，都是拿公众的信任进行交易，是在欺骗公众，最终也损害了媒体自身公信力。
当然，媒体在市场化迈进的路程中，追求经济效益是不可避免。但是，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却不能改变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天职。因而，作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前哨——记者，其的采访活动是必须与经济效益脱钩，经济效益只能由不进行新闻报道的广告和发行部门进行，新闻报道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必须设置“防火墙”。因为，舆论监督的前提是事实必须客观、公正，而这一切都必须与其报道的对象在没有利害关系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如果给记者创收的任务，那么记者就可能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金钱，从而有损于媒体的职责与使命。在这一点上，记者与司法、行政官员一样，不受制约的权力和不与其所接触的对象保持利益距离就是容易造成腐败和堕落。真记者的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还带来了假记者的泛滥，人们常常将假记者的敲诈行为认为理所当然。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2004年，仅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就打掉了非法记者站21个，查处假记者8名。据估计，在山西最少有100多名假记者在活动。
其实，记者该如何来为报社创造效益呢？记者应当是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拿出能吸引读者和为读者称道的好稿来，这样报纸的发行量才能上升，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才能进步吸引更多的客户来做广告，使报纸有良性的发展。这一点上，《鄂东晚报》真该好好学习才创刊一周年的《新京报》，看看人家是如何能在竞争激烈的北京报业独占鳌头。记者唯一可以与经济关联的就是发稿的质量和奖金挂钩，好稿高酬，差稿低酬，但这并不是要记者去为报社创造效益，而是报社凭记者写稿的贡献给予他们的待遇。
靠出卖公众的信任、敲诈采访对象来创造效益的报社，我们姑且不谈其触犯法律，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就从报社自身角度上讲，也是既不能长久发展，最终也会为公众甚至为自身的正直记者、编辑抛弃。由于《鄂东晚报》长期以敲诈来创造效益，全市的有钱单位都被宰杀过，2004该报的创收任务就很难有进展了，并且作为本地唯一一份上摊的报纸，该报却在本地难觅踪影,今年10月27日,17名编辑和记者在良心召下，集体提出了辞职。
但是，《鄂东晚报》至今还只是口头表示彻底改革，还不见实际和具体的动作，他们的“生意”还要做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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