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从而打破了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机关“侦查禁区”、“侦查秘密”等法律神话，削弱了侦查机关在侦查活动中不合理的绝对优势地位。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因刑诉法未对律师提前介入相关的程序作出相关规定，致使该条在实施中存在着如下质质疑：
（一）该条可操作性差
由于刑事诉讼法欠缺具体的规定，结果导致该制度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尽管六部门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但实践中大多数公安机关均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经承办人审查、分管局长的批准，并认定这是规范化管理的要求。公安机关常以承办人不在、局长不在加以拖延。一些地方的侦查机关以种种理由，如以案件涉密为由不允许律师介入；有的侦查机关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律师讲“我局有规定一律不准在侦查阶段介入，想行使权利，到检察院行使”，一句话说把律师打发走。即便允许律师提前介入，有些侦查机关在会见时间和方式等方面对律师介入进行限制。对普通的案件，公安一经允许会见两次，每次30分钟，个别案件只有一次，但对确定有罪的铁案则可能放宽限制。大量的案件侦查机关都派员在场“监督”、“旁听”，甚至限制律师问话内容，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只能隔着非常厚的玻璃墙，但公安、检察会见的会见室则无此屏障，以至于犯罪嫌疑人不能在律师的会见笔录上签名，有些则直接禁止律师记录。将犯罪嫌疑人与律师的会见权架空，难以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一些看守所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要检察院盖章、法院盖章，藉此刁难律师。由于律师相对于公安处于天然的弱势，一般律师明知公安合法也都忍气吞声。
（二）该条致使有些律师提前介入干扰正常的侦查活动
一是一些律师的职业道德水平不高，提前参与诉讼后，在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同时，与犯罪嫌疑人或者其亲属勾结在一起串供、作伪证，为犯罪嫌疑人日后翻供出谋划策；二是一些律师不是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出发，以达到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而是与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共同想方设法干忧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律师频繁的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给忙于侦破案件的办案人员形成负担。又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可以向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侦查部门认为案件情况是指包括案件侦查在内的全部情况。由于对案件情况的含义理解不一致，导致侦查人员与律师的认识分歧，使得办案人员不得不在这一问题上与律师扯皮，牵扯办案人员的精力。
（三）该条致使一些律师对提前提入刑事诉讼缺乏积极性
律师是提前介入制度的行为主体。提前介入制度能否得以实际贯彻，取决于律师的积极性。但实践中，除少数律师对该制度的运用信心十足、主动参与外，多数律师对律师提前介入态度茫然。刑事诉讼法本身关于该制度的操作性问题及现实司法活动给律师带来的种种顾虑，使一些律师不敢积极主动参与到提前介入中去。据悉，由于律师在提前介入后未予侦查“配合”，被定为包庇罪或串供，伪造罪的案例时有发生。
（四）该条致使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提前介入制度缺乏了解
尽管修正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律师提前介入制度，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对律师提前介入制度所知了了，当然也就谈不上提前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虽然公安部《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对侦查人员的告知义务都作明确规定，但实践中侦查人员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现象仍然普通存在。
综上所述，在针对律师提前介入存在的质疑，应当在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一）应制定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如律师提前介入是否需由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出具书面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否履行批准手续；律师是否需提交提前介入申请书，应向哪个机关提出。律师提前介入后，在了解案件情况时，是否有权了解、复制书面的侦查内容；律师已了解到的但侦查机关尚未查获的有关犯罪事实或证据，其是否有义务向侦查机关报告；律师在不报告嫌疑人犯罪事实或证据的情况下，律师的不作为是否构成包庇罪；律师在提前介入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若发生逃脱，律师应否负责，等等。（二）大力提高律师职业道德水平。（三）要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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